《得闲谨制》：以“凡人史诗”重述抗战，开启历史叙事新可能

上映三天票房突破2亿，豆瓣开分6.9——肖战主演的《得闲谨制》以扎实的数据，证明了这部聚焦抗战时期普通人命运的影片，正在观众中引发广泛共鸣。这不仅仅是一部商业成功的作品，更是一次对历史叙事方式的深刻探索：当宏大历史被拆解为具体个人的觉醒轨迹，当民族精神被具象化为一把改造的竹竿、一个背负牌位的背影，抗战叙事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情感穿透力。

历史学者张燚明的解读揭示了影片第一个层次的力量来源：真实地理轨迹所承载的集体记忆。从南京到宜昌，再到虚构却寓意深远的“戈止镇”，这条逃难路线是抗战时期千万中国人的生命轨迹。1937年南京沦陷后的西迁，1940年后宜昌等地遭受的长期战略轰炸——这些历史坐标在电影中不再是背景板，而是直接塑造人物命运的力量。

人物群像：觉醒的符号学与行动哲学

家庭成员的塑造同样充满符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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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学者指出的，正是这些用具体行动（制作武器、挖地道）承担责任的普通人，构成了抗战的真正基石。影片拒绝将历史简化为领袖决策或战场胜负，而是让日常劳动与生存智慧成为抵抗的核心形式。

“戈止镇”这一地名的设置，是影片主题深化的关键。“止戈为武”的中国哲学思想，在这里经历了从理想到处境的演变：最初是避世的世外桃源，最终成为民众觉醒与抗争的起点。这一转变揭示了影片的核心历史观：中国人不是好战的民族，但为了守护和平，会选择最决绝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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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区分将抗战从单纯的军事对抗，提升为文明价值观的较量。中国人对“玉”的理解——温润而坚硬，可碎不可污——成为民族精神的绝佳隐喻。

历史反思：未开炮的高炮与血泥写就的历史

影片中那门在后方五年未开炮的先进苏罗通高炮，是一个充满警示意味的意象。它暗示了一个残酷事实：仅有先进武器不足以赢得战争，真正决定胜负的是民心与使用武器的意志。这一设定让影片超越了简单的爱国主义表达，进入了更深层的政治与历史反思。
张燚明提醒的数据更令人震撼：十四年抗战中，3500万军民伤亡里超过3000万是普通百姓。历史是“血和着泥巴”写成的——这一表述打破了英雄史观的浪漫想象，将镜头对准了承受战争最大代价的沉默大多数。

前瞻：凡人史诗的历史叙事新范式

《得闲谨制》的成功可能标志着中国历史题材电影的一个重要转向：从英雄传奇到凡人史诗，从事件中心到体验中心。当抗战叙事不再局限于战场与指挥部，而是深入到一个钳工的家庭、一个镇子的转变、一把竹竿的重塑，历史便获得了更丰富的纹理和更持久的情感共鸣。
这种叙事转变回应了当代观众的需求：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人们更需要能够连接个体体验与宏大历史的故事框架。《得闲谨制》提供了一种可能——通过高度象征化却又具体可感的人物与细节，让年轻观众能够“进入”历史，而非仅仅“观看”历史。
影片结尾的精神宣言——“只要人还在、民族精神还在，家园就一定能重建”——不是简单的乐观主义，而是基于具体抗争经验的坚实信念。这种从具体行动中生长出的希望，比任何口号都更有力量。
《得闲谨制》或许正在开创一种新的历史电影范式：它不回避历史的沉重，却能在其中发现普通人的光辉；它尊重历史的复杂性，却能用清晰的象征系统让观众把握核心精神；它扎根于特定历史时刻，却提出了跨越时代的问题——关于责任、觉醒与抵抗的永恒命题。
当电影寄托“山河无恙、历史不忘”的愿望时，它实际上已经通过自身的叙事创新，为“不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不是通过重复已知的故事，而是通过发现未被充分讲述的视角，让历史在每一代人的心中重新鲜活。这或许就是《得闲谨制》留给中国电影最重要的启示：真正的历史传承，需要不断创新的叙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