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闲谨制》：以荒诞为刃，剖开战争与人性的复杂肌理

在国产战争片日益陷入宏大叙事与英雄史诗的窠臼时，《得闲谨制》以一场“反常规”的创作实验，将镜头对准了战火中的工匠、溃兵与平民，用黑色幽默的荒诞外壳包裹着对侵略罪行的深刻控诉与强烈的反战内核。这部由正午阳光出品、孔笙执导、兰晓龙编剧、肖战主演的作品，不仅是一次主创团队的自我突破，更可能为国产战争片开辟出一条个性鲜明的新路径。

《得闲谨制》最显著的突破在于其视角的彻底下沉。影片摒弃了传统战争片中常见的将军视角与战略全景，转而聚焦于鄂西会战背景下，一群试图在乱世中求生存、守技艺的普通人。这种“小切口”承载“大历史”的叙事手法，延续了编剧兰晓龙自《我的团长我的团》以来的平民叙事风格，却在此次尝试中走得更远、更彻底。

二、 隐喻体系：名字、地名与文化的多重编码

片名“得闲谨制”本身即是一个深刻的反战命题。源自古代“物勒工名”制度的这一短语，象征着创造者对作品的责任与留名渴望，与侵略者的毁灭行为形成本质对立。这种“创造”与“毁灭”的二元对立，贯穿影片始终，成为反战主旨的核心表达。

关键场景“戈止镇”的演变，则完成了一次对传统“世外桃源”叙事的深刻解构。从象征和平愿景的“桃花源”到被迫成为“以战止战”的修罗场，这一转变残酷地揭示了乱世中无人可逃的现实，也呼应了“太爷”这一角色所体现的“止戈为武”民间思想——有时，唯有以战方能止战。

三、 风格实验：在割裂与融合间的探索

《得闲谨制》在风格上的大胆尝试，既是其最鲜明的特色，也可能成为争议的焦点。影片在“正剧”与“谐剧”之间的频繁切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观影体验的不连贯感。然而，这种风格上的“割裂”或许正是创作者有意为之的艺术选择——战争本身即是荒诞与残酷的诡异混合，平民在战火中的生存状态也常常游走于哭笑不得的尴尬境地。
更具挑战性的是兰晓龙标志性的高度文学化、哲学化台词。这些充满机锋与思辨的对白，在提升影片思想深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物身份与情境的脱节问题。当普通工匠、农民口中吐出过于精巧的隐喻与哲思时，观众的沉浸感确实会受到冲击，产生“编剧直接说教”的间离效果。这是影片在艺术表达上的一次冒险，成败得失或许见仁见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尝试本身即是对国产战争片语言体系的一次拓展。

四、 主创突破：舒适区外的可贵尝试

《得闲谨制》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次跨越舒适区的集体冒险。对导演孔笙而言，这是其首部院线电影作品，从电视剧到电影的媒介转换需要全新的视听语言与节奏把控；对编剧兰晓龙而言，这是其平民战争叙事的又一次深化与突破；对主演肖战而言，这更是一次彻底的转型尝试。
肖战在影片中的表现确实令人耳目一新。粗布衣衫、灰头土脸的造型，大量南京方言台词的使用，以及绝望、悲愤等情绪爆发戏的尝试，都显示出其“丢掉偶像包袱”的决心。尽管在表演的层次感与爆发力上仍有进步空间，但这无疑是他从影以来最具突破性的表演，标志着一位流量演员向实力演员转型的重要一步。

五、 不完美的探索：国产战争片的另一种可能

《得闲谨制》并非一部完美的作品。它在风格统一性、台词自然度等方面的确存在可商榷之处，在匠心与匠气之间的分寸把握上略显失衡。然而，正是这种不完美，反而凸显了其探索的价值。
在国产战争片往往陷入两种极端——要么是宏大叙事的国家颂歌，要么是商业化的动作奇观——《得闲谨制》提供了一种难得的中间路径：既保持作者风格与思想深度，又不失观赏性与情感冲击力。它用荒诞解构崇高，用平民视角替代英雄史诗，用文化隐喻丰富历史叙事。
这种探索本身，即是国产电影艺术表达的宝贵部分。在中国电影产业日趋成熟、观众审美日益多元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像《得闲谨制》这样敢于突破类型边界、挑战表达惯例的作品。它们或许不完美，但正是这些不完美的探索，共同推动着中国电影向前发展。
《得闲谨制》最终在国产战争片中留下的，将不仅是一部个性鲜明的作品，更是一种可能性：战争片可以不只是关于胜利与牺牲，也可以是关于创造与毁灭的对立；可以不只是英雄的史诗，也可以是小人物的生存智慧；可以不只是历史的再现，也可以是人性的寓言。在这条探索之路上，《得闲谨制》已经迈出了可贵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