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野时代》：一场面向未来的电影考古，或一次艺术与大众的艰难对话

当《狂野时代》在戛纳获奖的消息传回国内，伴随的是预售迅速破亿的市场热度与上映首日“看不懂”的微博热搜——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勾勒出毕赣电影在中国影坛的独特坐标：一位执着于作者表达的导演，与一个渴望故事却未必准备好接受隐喻的观众市场，再次相遇。

《狂野时代》设定在一个电影已消亡的未来时空，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寓言。毕赣用“五感”结构串联起五个篇章，同时暗合电影百年发展的五个时期，这既是一次对电影本体的哲学追问，也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影史考古。

在“舒适区”里进行极限探索

毕赣的作者性在此达到新高度：那些熟悉的元素——诗歌、潮湿的贵州意象、时间迷宫——被整合进一个更宏大的框架中。影片成为其前作的“集大成者”，却又指向全新的方向。这种“奢侈的创作”在工业化制片体系下显得尤为珍贵，它证明电影仍能作为纯粹的艺术表达而存在。

易烊千玺的加盟与一人分饰五角的设定，被视为拓展电影“共情面积”的尝试。这位拥有庞大粉丝基础的青年演员，其明星面孔成为连接艺术电影与更广泛观众的桥梁。但毕赣并未因此稀释自己的表达——相反，他让这张面孔穿梭于五个截然不同的时空与角色中，成为观众穿越影片复杂结构的视觉锚点。

艺术价值存在于共情的深度，而非广度

艾辉将毕赣电影比作艺术博物馆——并非对所有人开放，也不以参观人数衡量价值。那些能够进入其中并与之对话的观众，将获得独特的审美体验。这种体验的价值不会因理解者寡而减损，反而可能随着时间推移，随着更多观众电影素养的提升而增值。

《狂野时代》的现象揭示了中国电影市场的一个深层命题：在商业类型片占据主流的情况下，作者电影的生存空间与对话方式。毕赣的坚持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不妥协的作者表达依然可以找到观众，哪怕这个过程充满摩擦。

《狂野时代》最终可能不会成为票房爆款，但它已经完成了某种使命：它迫使我们在“看懂”与“感受”、“娱乐”与“艺术”、“大众”与“个人表达”之间重新思考界限。在算法推荐日益精准的时代，这种引发不适与思考的电影，或许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狂野”——一种不被驯服的、坚持自我表达的艺术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