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野时代》：在“人类不再做梦”的年代，毕赣如何用感官编织百年幻梦？

当一部电影在戛纳主竞赛单元斩获特别奖，并带着超过1.6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在全国热映时，它注定不仅仅是一部作品，而是一次文化事件。毕赣导演的《狂野时代》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以感官为经纬，编织出一场跨越世纪的狂野幻梦，并在“人类不再做梦”的当代语境下，叩问着梦境与现实、记忆与存在之间的永恒命题。

《狂野时代》的核心设定极具野心：一个怪物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五种感官，穿越一个世纪的幻梦。这不仅是叙事框架，更是一种哲学姿态——在一个信息过载、感知扁平化的时代，毕赣试图重新唤醒观众对世界最原初的感知能力。
影片将百年光阴凝缩为五段绮丽梦境，每一段都以一种感官为主导，构建起独特的知觉宇宙。这种结构不禁让人联想到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玛德琳蛋糕”引发的记忆洪流——感官成为通往过去、理解存在的钥匙。

“迷魂者”与“大她者”：当代人的精神困境隐喻

影片探讨的核心关系——执意留在梦中的“迷魂者”与带着规训目的的“大她者”之间的互动——精准地捕捉了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在一个被算法、效率和实用主义主导的时代，“做梦”成为一种奢侈甚至被边缘化的能力。那些选择沉浸在个人内在世界、守护非功利性想象的“迷魂者”，与试图将一切纳入可管理、可控制范畴的“大她者”形成微妙张力。
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影片中，也映射着现实中的文化冲突：在强调标准化、可量化的社会体系中，个人化的、非理性的、诗意的表达空间正日益萎缩。《狂野时代》通过这种隐喻，提出了一个紧迫的文化问题：我们是否正在失去“做梦”的能力？如果是，我们将失去什么？

毕赣的诗性电影观：从技术到哲学的跨越

在山西传媒学院的路演对谈中，毕赣与恩师丁建国的交流揭示了这位作者导演的创作哲学。丁建国强调，真正的作者导演需要哲学、文学底蕴和持续的内化修炼——这恰恰点明了毕赣电影独特气质的来源。
毕赣将电影本身视为“一首宏观的诗”，这种诗性不仅体现在意象和隐喻上，更深入到叙事结构和视听语言的每一个层面。以“听觉”篇章为例，团队将合唱人声拆解为单独声轨，随角色浮现分层呈现，最终在关键场景汇聚。这种声音设计不仅是技术上的创新，更是对“听觉如何构建记忆与情感”这一哲学问题的影像化探索。

长镜头与造型设计：形式即内容的美学实践

毕赣对长镜头的运用已形成个人标志，在《狂野时代》中，这种手法达到了新的高度。通过镜头视角的移动变换——如从罗先生走开到阿波罗踢碎玻璃闯入——导演不仅塑造了人物（如阿波罗脆弱而勇敢的青春男孩形象），更构建了叙事的立体空间感。长镜头在这里不再是炫技，而是让观众与角色共享时间体验、深入情感核心的必要手段。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苦妖”的造型设计。毕赣追求写实，旨在其亮相时能唤起观众对现实和关系的共同想象。这种设计理念体现了一种深刻的美学思考：奇幻元素的力量不在于奇观本身，而在于它如何折射我们共享的现实经验。

前瞻：感官电影的可能性与华语作者电影的路径

《狂野时代》的成功不仅在于其艺术成就，更在于它开辟了一条华语电影的新路径。在商业大片与艺术电影看似对立的格局中，毕赣证明了深度作者表达与市场接受度可以共存。易烊千玺、舒淇、赵又廷等明星的加盟，并非简单的商业考量，而是与影片主题形成有趣对话——明星自身的公众形象与影片中的角色形成互文，增加了文本的层次感。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狂野时代》预示了“感官电影”作为一种类型的可能性。在VR、AR等沉浸式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电影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媒介特性？毕赣的探索提供了一种答案：不是追逐技术奇观，而是回归人类最基本的感知方式，在深度而非广度上拓展电影的边界。

结语：在规训时代守护做梦的权利

《狂野时代》最终留给观众的，或许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在一个越来越强调效率、实用和规训的时代，保留“做梦”的能力不仅是一种个人抵抗，更是人性完整的必要条件。毕赣通过五感编织的百年幻梦，实际上是在为那些被边缘化的内在体验正名——那些无法被量化、难以被言说、却构成我们存在核心的诗意瞬间。
当影片结束时，怪物完成了它的感官之旅，而观众则带着被唤醒的感知能力回到现实。这种唤醒或许正是《狂野时代》最珍贵的礼物：在“人类不再做梦”的年代，重新学会用全部感官去体验世界，在规训的缝隙中守护做梦的权利。这不仅是电影的艺术，更是生活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