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子》4月18日预售启动，张孝全演绎失控复仇狂人

《器子》四月十八号就要上了，这部片子，我劝你进电影院前先做好心理准备。不是吓唬你，是这片子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那股狠劲儿，确实不是一般商业片能比的。
先说说张孝全演的这个当爹的，叫张其茂。电影一开场，他还算是个正常过日子的人，一边当着拳击教练，一边拉扯女儿长大。可这种平静的日子，在女儿被拐走那一刻就死了。贩婴集团下手特别利索，等张其茂找到线索追过去的时候，孩子已经成了一台手术台上的“耗材”——肾脏被摘了，人也没了。你想想看，一个父亲，隔着一扇门，听着里面自己女儿的脏器被一台台仪器转手的动静，那是个什么滋味？

张孝全演这个角色，几乎是往死里逼自己。他一开始去按线索找人，还想着走正规渠道报警，结果警察那边根本查不动，背后那帮人的关系网盘根错节，你推一步他退三步，人家根本不怕。到了后来，连他女儿留下的最后一点遗物——一条运动手环，都被当垃圾扔了。张其茂彻底明白了，这个社会没人会替他做主，他要拿回公道，只能靠自己那双手。
片子里的动作戏不是那种飞来飞去的花架子，全是实打实的肉搏。有一场戏，张其茂提着一根铝合金棒球棍，在一条地下通道里堵住了一个中间人，那人带着七八个手下，手里也拎着家伙。张其茂一句话不说，抡起棍子就上，那架势就像砸进铁桶里的巨型粉碎锤，一下一下，全砸在骨头和关节上。周围人有拿刀片划他背的，有拿铁锁砸他肩的，他都不躲，挨在身上反而闷哼一声，回敬过去就是一棍子。整场下来，他身上全是血，但眼睛里的那股火没灭。最后他单膝跪在地上，用棍子撑起身子，喘着粗气盯着地上那个已经爬不起来的家伙，那股子压迫感，隔着银幕都能让你喘不过气。

还有一个镜头，张其茂为了钓出更上游的操盘手，把自己装成一个愿意“出货”的角色，跟买家在码头仓库碰头。对方在验货时发现他压根没带人货，当场撕破脸，几个人拿着电击棒和捆绳冲上来。张其茂抄起旁边一个铁皮桶砸在第一个家伙头上，然后一脚踢翻第二个，接着被第三个从背后勒住脖子——他那两秒的挣扎，就是憋着最后一口气，反手拧断对方一根手指才脱身。这戏拍得很闷，闷到你能听见骨头断裂的声响。
导演简学彬从一开始就没想拍个简单的报仇雪恨。他给自己挖了个大坑，想探讨的是一个更拧巴的问题：当一个社会把平民逼到绝路，法律和制度都在装看不见，那这个普通人还能靠什么来保住自己最后那点尊严？你看片子里，张其茂每打穿一个节点，都会把线索扔回给警方，那些东西写得很具体，哪家医院、哪个科室、哪个环节经手，他全查得清清楚楚。可现实是，这些线索递上去之后，没有人敢接。他用自己的命去换来的那些证据，最后却成了自己在暗室里一个人的独角戏，这种孤独，比身上挨的那些拳头还要疼。
李沐演的年轻女孩，是这潭死水里唯一透进来的一点光。她是个小记者的助手，因为一档本地新闻调查节目，偶然跟着线索摸到了那家地下转运点，在那里撞见了正在动手的张其茂。两个人一开始是互相警惕的关系，她怕他是个暴徒，他怀疑她是那帮人安排的眼线。后来她看到他手机屏保上女儿的照片，才明白这个人不是疯子，是被逼急了的父亲。她开始帮他打字、整理信息、联络一些愿意偷偷出力的人，但她也劝他，别把事情做绝，毕竟把人都杀了，自己也回不去了。张其茂当时候跟她说了一句话，原话大概是：“我要做的是让他们再也没法祸害下一个小姑娘，至于我回不回得去，不重要。”李沐那个角色听完没接话，转头就哭了。
这部片子在台湾本土上映之后，口碑是真不错，不少媒体评价说它把本土犯罪电影的尺度往上抬了一层。观众讨论得最多的，还不是那些拳拳到肉的打斗，而是张其茂最后那场戏——他一个人坐在女儿房间的地板上，床铺没了，玩具箱空了，墙上贴的涂鸦因为停租太久被人撕掉大半。他捏着那条运动手环，没有哭，只是翻来覆去地摆弄那个卡扣，扣上、解开、又扣上。整场戏没有一句台词，也没有配乐，你就听着那种塑料卡扣发出一声一声的轻响，整个影院静得像真空一样。
你还得知道一件事，张其茂本身是练拳击的，影片里他有段回忆戏，女儿小的时候在拳馆里看他训练，他手把手教她怎么握拳，怎么出直拳，父女俩对着一个手靶打。到了后来，他再站在那个擂台上，对面是绑着发带的一个替身，他每一次挥拳，眼睛红的像是要把那块靶子当成仇人。那种从心底渗出来恶，和当年教女儿握拳时的那种温柔，是同一个人身上的两张脸。
所以，这片子不是那种你看完了能轻松笑一笑走出影院的类型。它更像一颗钉子，楔在你的脑子里，出来之后你还会想到那个父亲，想到他最后有没有找到那个藏在最深处的“肾内脏器”，想到他在那间手术室门口攥着拳头站了多久，想到他闭上眼时耳边是不是还响着女儿喊他的那声“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