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中的舆论博弈：红色宣传战场的智慧较量〈左擎苍〉

1935年1月到3月，中央红军在赤水河两岸来回折腾了四趟，毛主席把这叫做“得意之笔”。但很多人不知道，这四渡赤水不光靠脚板子和枪杆子，那会儿红军每个战士身上除了子弹袋和干粮袋，还揣着一截粉笔。走到哪儿，墙上、门板上、石头上，顺手就写标语。这可不是随便写写，“赤直属队3天写了600多条对白军士兵的标语，司令部写200多条，保卫局写100多条”，这些数字都记在《红星》报上。
红军刚到遵义那会儿，老百姓吓得不行。白军早就放出话来，说红军是“红毛贼”，要“共产共妻”，年轻力壮的跑光了，老弱病残关门闭户。一渡赤水的时候，一、九军团给军委发电报，里头说“群众亦跑光”，可见当时处境多难。没人支持，粮食买不到，路也没人带，这仗没法打。所以红军一到地方，头一件事就是刷标语：“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红军是帮助工人农民的”。光写还不够，还得开仓放粮、分盐给穷人。这一套组合拳下来，老百姓一看，这队伍跟白军说的完全两回事，慢慢就敢跟红军打交道了。

青杠坡那场仗打得惨烈，但宣传带来的好处很快就显现出来。红一师一渡赤水后进了黄荆老林，冰天雪地，道路难走，马都摔死了好几匹。到了手把窝，当地老乡周小林、祝品山主动出来给红军牵马探路，辎重才过得去。火烧寨那边打仗，白军占了有利地形，红军攻不上去，佃户朱朝禄带着小队绕小路抄到白军背后，一下子就把阵地拿下来了。老百姓帮的不是抽象的“红军”，是住过他们家、跟他们聊过天、给他们分过盐的那群年轻人。
太平镇的冯开珠老人回忆，红军二渡赤水时住在他家，一开始大家也躲，后来发现红军“不但不可怕，反而保护百姓”。到了四渡赤水时，老百姓不但不跑了，还主动腾房子、借粮食。要搭浮桥，大家把门板、楼板、墙板全拆了送过来，红军怕弄混，每块木板上都刻了名字编号。部队走的时候，老百姓站在路两边流泪送别——这场景，不是靠枪杆子逼出来的。

宣传的威力在扩红上看得最清楚。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回忆，部队经过古蔺一个叫栗子坝的小镇，正赶上赶场，派了几个宣传员过去，一下子就招了120个人参军。徐柏生后来写回忆录说，有群众扛着刀枪棍棒来要求参军，当场收了二十多个棒小伙子，没被选上的还做工作劝回去。后来成立新兵连，很快就从近百人发展到140多人。一个连的新兵，全是宣传员一张嘴一张嘴说出来的。
对白军的宣传更绝。红军优待俘虏，愿意留下的收编，想走的发路费回家，伤兵还给治。太平渡陈列馆里那些门板标语，有一条写着“红军优待白军俘虏，医治白军伤员”。一渡赤水后，红军在香楠坝抓住当地团总骆恒川，按说这种身份枪毙了也不冤，但一调查这人平时没什么恶迹，又是个孝子，就给放了。这事儿传出去，比喊一百句“红军不杀人”都好使。蒋介石气得不行，1935年3月6日给刘湘发密电，说红军在川南“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圆一枚于土中”，抓了四个团总只杀了一个贪污的，其余全放了。老蒋管这叫“煽惑民众”，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红军这套做法让老百姓“人心归附，如水下倾”——这话是沿河县邮政局局长戴德初在报告里写的，一个国民党邮政官员能这么说，足见红军宣传工作多到位。

遵义大捷之后，吴奇伟部被俘的1800多人里，十分之八自愿加入红军。还有个叫侯相如的白军军官，被“红军朋友会”的人说服，主动解散了部队，让红军在古蔺少打了一仗。用嘴皮子胜过动枪杆子，这买卖划算。
打仗时间长，人容易疲。一渡赤水之后，部队在云贵川交界来回转悠，今天往东明天往西，战士们都走迷糊了，有人发牢骚：“打仗不怕，死也不怕，就怕受了伤走不了，连个存身的地方都没有。”军委开了白沙会议，发了个《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把“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的战术道理掰开揉碎讲给每个战士听。鲁瑞林在回忆录里说，大家明白了道理，“士气又高涨起来”。翻老山界的时候，宣传队在路边搭棚子唱歌：“同志们快起来拿刀枪，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旁边石头上写着粉笔字：“竞赛一下，谁先上山顶？”战士们一听，脚底下就有劲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红军长征是反着来的，根据地丢了，后方没了，粮草得自己想办法。这时候宣传就成了另一条生命线——让老百姓帮着找粮带路，让俘虏掉转枪口，让战士明白为什么绕路、为什么打仗。四渡赤水两个多月，红军一手拿枪一手拿粉笔，硬是在几十万白军围堵中间钻了出来。毛主席后来说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四渡赤水这场战役，把这三句话全演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