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中国命运的两万余份绝密档案，竟是这样被悄悄保存下来的？

说起《密档》这片子，海报上那个不起眼的旧文件箱，里面塞满一摞摞发黄的纸页，可别小看这些纸，它们当年可是被称为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中央文库。这名字听着挺正儿八经，其实就是中共中央秘书处当年在上海地下搞的一个秘密档案库，里头存着中共从建党一直到撤离上海那会儿的两万多件重要文件。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这帮地下党员们守着这批东西，一守就是二十多年，中间换了十几个人，前赴后继，愣是把这活儿干成了传奇。
要说这文库怎么来的，得从共产党刚成立那阵儿说起。那时候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都在围剿共产党，中央办事那叫一个小心，能不留字就不留字，文件看完了赶紧烧掉，重要指示全靠嘴上传达。再加上当时也没有个正经办公的地方，文件都散在各个负责人和秘书手里，搁在他们住的地方或者秘密联络站里，乱得很。

到了1926年，中央开了个会，搞了个《组织问题议决案》，决定设个中央秘书处。秘书处里头分文书科、会计科、交通科，文书科管的就是文件收发、阅览、保管这些事。后来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搞反革命政变，中央机关搬到上海，秘书处也跟着迁过来，文件保管处就设在上海戈登路1141号，专门把中央领导人工作中积累下来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集中管理。这就是中央文库的老底子。
那时候地下斗争环境凶险，中央秘书处定了个“三套制”的规定，意思是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都得一式三份。可后来环境越来越差，1930年中央发了个通告，说各机关别留文件，“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到了那年的9月，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党中央所有机关的文件资料。

文件越攒越多，周恩来就指示秘书处的负责人请瞿秋白来定个整理办法。瞿秋白在1931年4月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对文件怎么分类、怎么编目、怎么留存、怎么销毁都做了详细规定。他还在文末加了一句：“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这意思说白了，就是这帮人坚信将来革命能成功，这批文件将来是要留给党史委员会用的。
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文件保管处撤销了，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在法租界恺自迩路顺昌里找了一处安全的洋房，把原来积存的20余箱文件安置进去。这就算正式建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党内后来就叫它“中央文库”。

有人可能问，《密档》的男主角原型是不是就是张唯一？其实电影主角没固定指一个人，导演是融合了多位中央文库守护者的事迹，搞了个群像典型。
张唯一后来调走了，接替他的是一位叫陈为人的老同志。陈为人以前当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接手后把文库秘密搬到自己家里。当时有规矩，管文件的人必须严守秘密纪律，得像普通家庭一样生活，单独住，单独活动，连党的会议都不能参加。陈为人就跟妻子韩慧英开了家湘绣店打掩护，白天做生意，晚上就反锁门窗，在昏暗的灯光下通宵整理文件。他干了一件特别细致的事：把文件的空白纸边裁掉，大字的改写成小字，厚纸换成薄纸，最后把20多箱文件压缩成4箱，这样既方便隐藏，也方便转移。

1935年2月，韩慧英外出送文件时不幸被捕，陈为人一下跟组织断了联系，经费来源也断了。他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忍饥挨饿，四处借钱租独幢楼房，就为了符合文库的管理要求。一直到1936年秋天才跟组织接上关系，组织派徐强、李云夫妇接替保管文件。陈为人因为长期积劳成疾，移交文件没多久就病逝了，年仅38岁。
陈为人走了以后，徐强、李云、周天宝、刘钊这几位党员陆续接过担子。1940年秋，保管工作交到了缪谷稔手里。缪谷稔早年因为叛徒告密坐过牢，出狱后还接着干地下工作，他本身有肺病，可接管文库后每天还是坚持走不少路去存放地翻晒文件，怕文件受潮损坏。后来干脆把文库转回自己家里，贴身守着。

那阵儿护档之路危机四伏。1942年，负责跟缪谷稔单线联络的交通员郑文道遭到日本宪兵抓捕。郑文道本来是我党派进日方情报机关的卧底，为保住机密，连家里人都断绝联系了。在押送途中，他跳车，摔得头脚俱伤、血流如注。后来在医院，趁敌人看管松懈，又跳楼，壮烈牺牲了。这一跳，党的机密算是保住了。
1942年夏，陈来生接管了文库。他当时才23岁，是历代保管人里最年轻的，但保管时间最长，长达7年。他发动全家用竹篮、面粉袋这些简陋工具，把两万余件文件运到公共租界新闸路赓庆里一个过街楼下面的棚屋阁楼里，后来又迁到成都北路972弄3号。

上海解放后，1949年10月13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中共上海市委给陈来生的嘉奖信，说他七年来虽然经历了日寇、汪伪的封锁搜索，但终能靠自己和家属的掩护把这些无价之宝保存下来，而且细心地用樟脑粉等药物包装，经常曝晒检查，让文件避免了鼠咬虫蛀。陈来生当时把所有档案送到市委组织部，后来一清点，总共104包、16箱，内容从建党时期一直到抗战时期，用组织部证明信的话说，那些文件“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其实抗战胜利后，中央不是没想过把文库搬回延安。1946年5月周恩来率团到南京跟国民党谈判时，派代表团成员刘少文到上海，计划把中央文库全部转移走。陈来生当时把5000多份文件装进两个航空皮箱交给刘少文，刘少文作为谈判代表团的成员，乘国民党专机转道西安，把四分之一的文库送到了延安。但后来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爆发，转移计划没法继续了，陈来生就继续把剩下的文件封存，直到上海解放。
1949年9月，中央给华东局发了封三个A字的电报，说“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 这个“有功的人员”四个字，原稿上写的是“有功的同志”，毛泽东亲笔改的，意思是那些帮忙的同志、朋友、家属都得表扬。1950年2月下旬，华东局把全部文件再次清点装箱，送到北京交给中共中央秘书处。整个中央文库的使命到此结束。
如今这批档案就好好藏在中央档案馆里，算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最原始的一手材料。硝烟早就散尽了，那些守过档案的人也都走了，但他们的那股劲儿，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