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麻袋劫余录：明清宫廷档案的流散与重生

7月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新馆子，在鼓捣了一年多之后，总算正式开门迎客了。里头存的那些宝贝，那可真是海了去了，一千多万件档案，随便拎出来一件，都够说半天的。你比如说，那幅《盛京城阙图》，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画盛京（就是沈阳）城墙和宫殿的图；还有册封永福宫庄妃的《庄妃册文》，那位庄妃后来可不得了，就是赫赫有名的孝庄文太后；再有就是那个道光皇帝秘密立储的匣子，这可是唯一存世的实物，当年皇位咋交接的，就指着它说话了。
这明清两朝，将近六百年的光阴，留下的那些舆图、奏折、谕旨、诏书、题本、奏本、金榜，五花八门，全都堆在这儿了。老百姓嘴里常念叨的“大内档案”，说的就是这些玩意儿。这回新馆开放，一口气儿放出了近470万件档案，还整了四个展览。其中最大的动静，是头一回把清代邮传部等33个全宗的档案全盘托出，这可是这地界儿有史以来开放全宗范围最广的一次。另外，那个军机处的满文专档——熬茶档全文检索数据库，也一并向社会公开了。搁在以前，普通老百姓想瞅一眼这些明清档案的真面目，那简直是门儿都没有。

说起来，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那可是专门管着明清两朝，还有更早朝代中央机构留下来的档案的，级别相当高。得追溯到1925年10月10号，那天故宫博物院成立，底下设了古物馆和图书馆，图书馆里头又分了图书部和文献部，这个文献部，就是现在这档案馆的老祖宗。
不过，这些档案能安安稳稳地躺在这儿，中间可是遭了老鼻子罪了。北洋那时候，军阀们打成一锅粥，社会乱得没边儿。到了1921年，北洋政府穷得叮当响，居然把民间叫作“大内档案”的内阁大库档案，大概八千麻袋，卖给了同懋增纸店，打算化浆造纸。这事儿一传出来，那可炸了锅了。这要是真送去造纸厂，大半的宝贝就得变成纸浆，那还了得？近代搞金石考古的罗振玉，跟朋友一块儿，使了吃奶的劲儿，掏钱买下了其中一大半。你猜怎么着？从里头居然翻出了《清太祖实录稿》，这玩意儿一露面，整个史学界都震动了。

好多人都不知道，这“八千麻袋事件”里头，还有一位重要的见证人，就是国学大师王国维。1907年，王国维靠罗振玉举荐，进了学部当编辑，管编译和审定教科书的事儿。到了1923年春天，他又跑去给逊帝溥仪当南书房行走。因为这些经历，他对“大内档案”的内容、价值，还有后来那些颠沛流离的遭遇，一直都特别上心。
1922年，王国维受罗振玉托付，写了篇《库书楼记》，把大内档案流散的经过记得清清楚楚。1921年，历史博物馆为了混口饭吃，把“没用的旧档”卖给了纸商。1922年2月，罗振玉到京城办事，在街上看见了洪承畴的揭帖和高丽国王的贡物表，一眼就认出这是大库里的东西。他顺着线索一查，发现东西全在一家纸铺里，正准备毁了造“还魂纸”呢，已经拉了好几车去西山了。最后罗振玉花了原价三倍的钱，一万三千块大洋，买下了这九千麻袋、十五万斤的大内档案。王国维对这事儿感叹说：“国家跟大伙儿合力都没办成的事，居然让他一个人给办成了。”

顺便提一嘴，大家老说“八千麻袋”，其实说法不一。王国维那篇文章里写的就是九千麻袋。还有个赵泉澄，在《北京大学所藏档案的分析》里也说是九千。李光涛在《记内阁大库残余档案》里头又引用了七千麻袋的说法。甭管七千、八千还是九千吧，反正明清这些珍贵档案被弄得七零八落，那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到了1927年12月，鲁迅写了篇《谈所谓“大内档案”》，对这事儿剖析得挺透：“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话虽扎心，但确实是那么回事儿。
虽说后来靠着历史学家、文化界人士拼命奔走呼号，救下了不少“大内档案”，可还是有好多珍贵文件就这么散失损毁了。到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为了躲战火，文献馆里大部分明清档案跟着故宫文物一起，先是挪到上海、南京，后来又疏散到西南后方，直到1947年才东归南京。这些藏着紫禁城几百年秘密的资料，什么诏令、奏章、朱谕、外国表章、历科殿试卷子，就这么被搬来搬去，买来买去，折腾个没完。一直到了1958年，国家档案局的专家们，把一千八百麻袋满是灰尘的资料重新翻拣，这才又整理出三百麻袋有价值的文物，里头有明崇祯年间的科抄、行稿，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的修改稿残档，还有吴三桂的题稿，郑成功抗清的敕谕等等，全是珍贵得不得了的史料。